在7月7日举办的“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管会主席于学军表示，“中国银行业已面临自2004年国有银行核销处置不良资产、改革上市以来最严峻的经营压力”。他同时分析认为，造成银行业经营困难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下行压力日渐增大。

应该说，对当前我国银行业现状的认识，于学军是极具忧患意识的。最近几年，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几乎是连连攀升，2013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是1.49%、不良贷款余额是1.18万亿元，2014年末，则双双攀升至1.64%和1.43万亿元，而截止今年5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则已经高达2.15%，不良贷款余额则更是已经超过2万亿元。

横向对比来看，国际上公认的不良贷款率警戒线是10%、正常水平在5%以下，而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当前才2.15%，貌似并不严重。但是，一者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的势头，值得我们警惕，短短两年半时间，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逾40%、不良贷款余额上升幅度近70%，照此速度，不出五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将超过5%；二者我国贷款是按五级风险划分的，分别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后三类归为“不良贷款”），其中处于“正常”和“不良”之间的关注类贷款率已经高达4.69%，关注类贷款率超高的比例，必将持续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造成压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我们关注，考虑到最近一年半我国地方债发行规模高达7.3万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就高达3.5万亿元），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置换地方政府的银行贷款和利息，这客观上已经大幅降低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而如果没有地方债置换的“及时”推出，那么，当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或许已经达到5%以上的非正常水平，不良贷款余额或许更是已经高达5万亿元以上。

在地方债置换对不良贷款本已“人为压缩”之下，我国不良贷款仍然表现出的持续“双升”态势，已经对我们敲响了金融系统安全的警钟，并且极有必要围绕风控这一核心进行深刻反思，而不能把银行不良率上升完全归罪于“经济下行”，更不能将银行不良率的控制过度寄望于“未来经济上行”。

不可否认，持续的经济下行确实导致了实体经济偿债能力的下降，这客观上加速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持续双升。但是，从金融风控的角度看，经济下行充其量仅是银行不良率上升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更绝非核心根源，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永远存在周期性，而好的金融风控原则，本身就应该具备逆周期性，以平抑经济增长周期所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

其实，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持续双升，关健是与我国银行业习惯的体制性软约束有关，国资背景的商业银行普遍认为，贷款给大企业风险小、贷款给国有企业更是不用去承担最终风险，这一习惯的体制性软约束，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持续“双升”、且难以找到根本性的抑制之道。

之于当下而言，欲从根本上扭转不良贷款持续“双升”的势头，除了监管部门有必要持续强化商业银行的风控意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应进一步放宽我们银行业的准入门槛，非国有资本、尤其是民资更大规模地介入到我国银行业，如此，不仅可以倒退我国传统银行业的创新加速，而且更可逐渐打破国资背景商业银行信贷的体制性软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