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美国是当今世界政治、安全系数较高的国家。美国民主制度相当成熟和完善，三权分立，互相牵制。党派斗争和权力交替在制度保障下合法有序。由于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总统政治、国会政治之间的互相平衡，媒体和舆论的监督，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法制构建方面的保障，美国的整个上层建筑十分稳定。目前，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奥巴马政府已实现连任，其施政重点也将继续转向内政和经济，继续加大巩固医疗改革、金融监管改革等的力度，着力维持经济企稳复苏的势头，对外政策也将更加注重服务于国内议程。虽然美国参众两院已通过“财政悬崖”议案，但议会和政府围绕财政赤字、债务、预算等问题的斗争不仅表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分歧，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在奥巴马“变革”政策上的政治分野，奥巴马施政及连任之路将较为坎坷。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超群，美国在一定意义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全球化程度最高，在对外关系中谋求单极霸权，其比较容易受外部不稳定因素影响，具有某些潜在风险。目前，美国仍是国际恐怖组织的主要袭击目标之一。本?拉登被击毙后，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等恐怖分子除了可能对美国的标志性建筑、权力部门进行袭击外，还可能在将来攻击美国国家基础设施，如能源、电讯及网络、公共用水、公共交通及卫生设施等。美国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除继续应对阿富汗反恐斗争外，将反恐的重点转向美国本土。此外，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如暴力犯罪、枪支泛滥、种族歧视等，这些因素导致个别州或城市治安情况较差。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社会最为稳定，市场经济最为自由、总体实力最强的经济体。但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在挑战者美国独霸的经济地位。巨额财政赤字、高额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的高失业，动荡的美元汇率等，均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

经济衰退以来，美国预算赤字急剧增加，占GDP的比重已达到9%左右。而高赤字导致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的下降。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2011年8月份宣布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穆迪也对美国债务发出了警告。美国目前已陷入财政预算两难境地。高赤字下政府负债成本趋升时，美国政府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负担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相对应，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逐步下降，一极独大格局无法避免地趋于弱势。而在某种意义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在不断弱化美元的地位。美元走势长期看跌的格局很难改变，这对于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是一种风险。金融改革法的实施可能使银行经营成本和资本金增加，收入和利润减少。银行利润增长受阻，清偿能力会进一步恶化，使信贷紧缩问题难以解决，从而妨碍经济增长。

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站在自身立场，试图通过扩大出口摆脱经济困境，其影响未必是多赢的结局。首先，其他发达国家效仿美国也试图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市场竞争必然加剧；其次，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而言，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美国的再工业化”与其形成竞争。最后，在实施扩大出口的具体操作中，多个经济体不同程度地公开或变相采取了一些保护性贸易政策，如提高关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等’有的还通过本币大幅贬值、增加各种形式补贴，或增加使用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手段’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有的还继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因此，在全球经济大幅度衰退后，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不仅难以使自己的出口持续扩大，还造成了市场的过度竞争和贸易摩擦的加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和经贸关系，在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格局中的作用非常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产品出口市场，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借款国，截至2011年4月末，中国仍继续保持美国国债的最大债主国地位。在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承诺，为应对全球未来发展面临的潜在挑战，双方将加强宏观经济合作，确保全球持久复苏，促进就业稳定增长，牢固确立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中美两国双边经济合作前景良好。但由于两国的制度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中美两国经贸发展仍存在一些风险。 

第一，美国长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不放弃对中国开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美国在反倾销调查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遭受不公平待遇。美国商务部通常选取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为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以此来确定倾销幅度。这在很多情况下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而且，美国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下，对中国产品开启反补贴调查并采取反补贴措施。美国采用双重标准来实现其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已经构成了对中国产品的双重歧视。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而出口市场又过于依赖美国。目前，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因此很容易受到美国利益集团的攻击。此外，中国依赖廉价劳动力、低技术含量及承担高环境成本形成的价格优势也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尽管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没有风险。美国一方面为刺激经济实施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为避免债务违约，恐难以避免利用美元对外贬值，使其债务减值，因此，过度持有美元资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依然存在。

第三，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影响值得关注。《海外反腐败法》禁止美国企业以获得某项业务或维持商业经营为目的向他国官员行贿。该法对行贿等行为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自1998年以来，修订案将管辖范围扩大至外国企业或国外自然人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受贿行为。这一法案虽然仍然主要针对美国企业，但难免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

第四，美国投资保护主义势力的影响日益加大。美国虽然在全球大力提倡投资自由化政策，但由于经济衰退及多年来在中国与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内的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2007年美国颁布了《2007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2008年11月美国财政部颁布了该法的实施细则，即《关于外国人收购和接管的条例》。这些规定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关键技术领域的贸易项目作为审查对象，对外国投资做了严格的规定。美国在实施外国投资审查新规之后，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并购活动。这种“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的商业投资活动设置限制是一种“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将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平常商业项目政治化，不利于双边贸易投资失衡的改善。

第五，规则成本不可低估。美国市场经济比较成熟，规则的相对完善使社会更有秩序，并增强了经济的可预见性。但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达到同等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中国，在美国税务规则、信息披露规则、操作规则、交易规则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尚未了解的领域。企业一旦违规则可能遭致不良纪录、蒙受长远损失。此外，美国联邦及备州议会对经济与社会友展的反应较快，因此法规也会不断变化，这会提高投资人在遵守法律与规则方面的成本。另外，不同社会与文化背景对双边经贸合作也会产生影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会使双方产生差异与隔阂，有时会进一步转化成为成本甚至风险。即便在双方看法相近甚至相同时，认识程度上的差异同样可能产生影响。

根据对当前总体形势的分析和评估，美国的参考评级为4( 4/9)级，国家风险中等偏低，未来风险水平相对稳定。